闲谈不等闲 只缘文化故

" G0 b) G2 R1 s2 M5 {　　几周前我在《华尔街日报》亚洲总部所在办公楼乘电梯时遇到了一位中国同事，我笑着跟她打了招呼，她却对我说，“你胖了。”2 n2 r5 S. g5 |$ _1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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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之前至少已经有三位中国同事跟我说过了同样的话，要不然我还真会瞠目结舌。我或许该少吃点儿猪肉饺子了。不过在中国，同事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来并不一定是对你无礼。那可能只是向你表示友好。  H, S% s3 ^, m$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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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那些外派到中国的外国人而言，中国工作场所的很多事情都让他们摸不着头脑，有时甚至让他们尴尬。中国人在私人和工作空间的划分上不同于美国人，即便是在香港这样一个由于过去的英国殖民地身份而有着高度文化融合的城市，情况也不例外。  J) w4 e/ I" R0 G7 Y9 }8 y8 F

0 H* ~3 {: m! }' Q& Z' W　　除了体重和体型，这里办公室里的简短寒暄和闲聊内容经常还包括你家房子的大小和你的工资水平。有时候我的中国同事还会在午饭时间伏在办公桌上小憩一会儿。. _& I( j1 V4 W5 F

# O, z/ p: r$ ^　　一些中国办公室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特色一定程度上也源于当地企业颇为信奉以公司为家的理念。很多办公室都会配备一名专为员工提供沏茶热饭等勤杂服务的“茶水女工”，当地多称之为“阿姐”，其工作性质类似于办公室保姆。农历新年到来时，中国公司的老板会给员工发红包，一如家中长辈过年时给晚辈压岁钱。除此之外，老板们还会大设酒宴招待全体员工，宴会上游戏、抽奖、卡拉OK，一片举家团圆的喜庆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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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V6 B4 S% w0 W9 C　　从穿鞋习惯上也能看出，对于中国女性而言，办公室更有家的感觉。很多美国女性管理人士上班路上通常穿着运动鞋，到了办公室即刻换上正装鞋。中国女性却恰好相反，上班路上她们穿的鞋子往往是Manolo Blahniks这样的大名牌，进了办公室，她们反倒换上了舒适的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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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妮弗•加洛(Jennifer Gallo)是一位美国律师，数月前受派从旧金山来到了北京，办公环境一下子由她自己称做“小港湾”的独间办公室变成了与人共用的双人间。在新环境上班的第一天，经过一整天礼节性的沉默之后，与她共用一间办公室的同事大声说道：“詹妮弗•加洛，你没药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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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q7 Z1 T: M0 Z" f　　她同事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她觉得加洛太过安静。“我的中国同事们好像特别喜欢热闹，”三十岁的加洛说。她说她每天身陷各种声响的包围之中，有中国同事打电话时的侃侃而谈，各式各样的电子设备发出的蜂鸣，更有“音乐会般的手机铃声。”她同办公室同事的手机就会猛然间想起密西•艾莉特(Missy Elliott)演唱的“Work It”。, I6 U- S- Y; M

8 j& [" E6 P: D! Y　　而且，加洛说，私人空间的缺失还不仅仅表现在工作环境的嘈杂。“不该说的东西最好别说”的美国观念已经受到了严重挑战。近几个月里不断有人对加洛发表这样那样的评论，她的着装－－很漂亮，可能是欧式的；肌肉张力－－有点松弛；生育－－肯定是多子多福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z  F8 Z7 B7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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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有很多美国的办公室文化让初进美国公司的中国雇员无所适从，比如说“黄包餐”(brown bag lunch)会议就是其中之一。在这样的会议上，那边是上级领导在讲话，这边下级员工却在旁若无人地大吃大嚼。' T7 O' E# _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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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人看来这样很不雅，因为公务活动毕竟不同于一般社交。今年26岁的钱蔚（音）供职于北京的一家美国法律事务所。对此，她的看法是，“也许我们会去一家体面的餐馆边吃边聊，但在美国，人们更注重效率。”( I( n: I3 P8 @- Y7 D.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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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中国的办公室里，等级相当森严，员工一般不会直接称呼老板的名字。因此，尽管中国同事之间的关系十分随和，但当美国老板试图与他们平等相处时，他们往往“不愿领情”。; H$ e7 P# f1 ?

* p2 S$ @+ g: r. f　　Justine Lee今年35岁，在一家美国制造企业驻香港机构工作。她告诉记者，她的老板每年例行与所有员工单独谈话的做法在公司里激起了不小的波澜。为此中国员工们往往提前一个月就开始作准备，绞尽脑汁去设计他们的最佳问题。Lee说，这成了中国同事每年都要面临的一个大负担。几年过后，老板最终放弃了这一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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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还说，大多情况下中国员工会尽量避免和美国同事打照面，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跟美国人“寒暄”。的确，中国人惯常的打招呼用语如果简单直译过来会让美国人觉得莫名其妙，或是让他们感觉唐突。最常见的例子就是那句“吃了吗？”。其意并非邀你共进午餐，那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而已，跟“你好！”差不多。5 d  o! O8 w,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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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算得上是社交场合中效果甚佳的润滑剂。在许多中国办公室里，最有人缘的外国人莫过于对猪血啦，鸡爪啦等等当地美食锺爱有加的那些人。9 L2 ]5 i1 h: m7 e/ W/ e. ^' A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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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你不想得到一个难听的绰号，那就得学会在中国办公室文化中游刃有余才行。很多中国员工都会给外国同事送外号，我的是什么呢？他们拒绝透露。8 Z, E1 S( K, I# D2 [* U6 V' F

0 p' }! K. g6 R; r+ U/ N( I　　加洛说她和她同办公室的同事已经成了好朋友。工作晚了，她们会一同唱卡朋特(Carpenter)的“Close to You”来驱赶倦意；圣诞晚会上她们还和着阿巴乐队(Abba)的“Dancing Queen”一起共舞。/ K+ d- Q1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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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加洛的这位同事朋友外出休假去了，加洛说她都有点想念那那个“Work It”的手机铃声了。5 V1 u  Q& M: E4 L; x9 r$ V

. d! w+ m: \$ T+ M3 H6 v0 D　　回过头来，一个外国人要是听到别人说他胖了他该怎么回答呢？我有个现成的答案：“呵呵，这里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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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 I9 b5 R$ j6 pGeoffrey A. Fowler
# z, X8 i# A2 Lhttp://chinese.wsj.com/gb/20070213/chw192347.asp

呵呵，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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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装领带卷土重来

7 Z4 [9 X2 m# V# \7 c. C5 g0 ?　　英国著名作家王尔德曾经说，打好领带，是人生迈出的严肃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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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j& F: R) X5 n$ _9 H8 Q* g) c　　曾经，在办公室辛苦劳作的男人，整天盼望着下班铃响后能赶快松开领带。进入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男人把领带打入了冷宫。; d- l5 Y2 H! z! s9 o0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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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根据著名市场调研机构Mintel上星期发表的报告，领带正在卷土重来。! D1 L& K! l! k+ l7 v

6 Y2 G. z( K" }2 K" ~: _: P　　读罢，心中颇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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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黄花" N5 {+ c" z8 ?) X&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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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白领职员上班不打领带是不守纪律的表现。过去10来年，着装要求逐渐放松。英国商会2005年所做的调查显示，五年之内，伦敦金融城内允许员工周五穿便装上班的公司增加了三倍。连商界领袖、维珍总裁布兰森都经常是领口大开。% d2 v2 I4 L% b( z7 I2 b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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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领带的风潮渗透进入社会的各个层面。首相布莱尔在唐宁街10号门外会见记者、在伊拉克慰问英军士兵，走访学校医院，西装是穿了，但却经常没打领带。$ n+ ~! t( Z. U'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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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领袖卡梅伦摘下领带显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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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守党领袖卡梅伦上任伊始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领带摘下来，并且要求影子内阁集体效仿。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显示保守党也很放松随和、跟得上潮流。* l$ N+ T8 U6 |" H; O

3 s0 O1 k" ^4 \  g" Q# q　　Mintel统计数字显示，1999年到2004年五年间，英国领带的年销售额从1580万英镑逐渐下落到1540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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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领带一同消失的，还有熨得笔挺的裤子、擦得闪光的皮鞋、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以及相辅相成的礼仪风度。7 o) V, |/ q$ x2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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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装领带曾经是绅士的象征，显现着更加正式、严格的生活方式，代表着组织纪律和自我约束。领带走了，它的象征意义也走远了。今天，人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感觉与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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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7 A6 ^9 K　　几年前，在就业中心工作的公务员汤普森状告雇主“性别歧视”，原因是，天气炎热女职员可以穿裙子、短袖，男职员却必须穿长裤、打领带。汤姆森打赢了官司。- A  N8 L. e) j9 k* o) |5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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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裤T恤固然爽快，但是，去就业中心找工作或是去银行开账户，更愿意看到工作人员衬衫领带一丝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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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 x' q/ h2 _# d　　一种观点认为，左派推行的平等至上、人权至上、自由至上、选择至上造成了现在尊重与纪律的崩溃；也有人说，撒切尔夫人执政开创了国人自我意识膨胀、追求个体享受、物欲满足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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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2 ?0 @* v6 ^. F8 d( Q  T　　卡梅伦上星期说，现在英国社会文明程度之低、言行粗野、缺乏尊重蔓延之广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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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H$ v4 j' C" {! d  H　　Mintel调查显示，2006年，英国人花费1600多万英镑购买领带，与三年前相比增加5%。报告预测，今年领带销量将继续上升，到2011年，增幅将达到7%。* p1 z. P* p0 ~0 Z, x' e+ q$ Y

0 |; k7 S" a- b- ^- y　　或许，领带的复兴，部分原因也正是因为人们厌倦了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渴望恢复一些准则与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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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4 w* \* v$ o! w) v% B+ K# F　　四月，春暖花开，伦敦的男人打开衣柜。拿出来的是什么呢？一条宽大舒适的中长裤、一件切尔西、阿森纳的足球衫、一双踢里趿拉的拖拉板（拖鞋）……走在大街上，领带如同大熊猫一般罕见，穿着不整、外貌不彰的人却数不胜数。8 i! m3 k! u! J# x& P1 `  ?/ C2 ^+ c

; y! _4 L4 N7 g/ u2 W6 j　　但愿Mintel预测成真，领带不会已经进了档案馆；更希望随着领带的复兴，风度礼仪、自律尊重等文明的风气也会“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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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Z; ?9 N) G+ l4 W6 {0 ]五讲四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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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中学开始设立德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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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九月，英国中学将开始设立德育课。目的也是要对付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不讲文明、不懂礼貌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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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野蛮无理、缺乏尊重、倾向暴力的风气日益蔓延，使学校和社会更加不安全、不文明。“小流氓”文化不仅引起公众的极大愤慨，也成了英国政府最严重的心病之一。! ~9 y# a( U/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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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鉴于此，教育部计划将德育纳入中学教学大纲。从今年9月新学期开始，中学生将在课堂内学习一些基本礼仪和行为准则。比如说，尊重老人，多用“请、谢谢”等字眼，理解别人的权利和感情、控制自己的情绪等。' q  n& w$ E/ X% K* Q

; P! B0 k+ m2 [& ~　　道德课程向学生教授的准则包括：“我们温和，我们善良，我们努力学习，我们爱惜公物，我们愿意倾听，我们诚实，我们不伤害他人”等。简言之，除了没有第一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准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之外，英国德育课的教学大纲和中国的《中学生守则》非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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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多年前，在中国读书的时候，参加过类似的运动，叫做“五讲四美”。内容大同小异，见到老师要敬礼问好，不说脏话，不随地吐痰、乱扔垃圾，讲究个人卫生和集体卫生，给老弱病残让座等等。 当时，面临升学考试的压力，很多家长对学校特别有意见，认为五讲四美三热爱运动浪费了孩子的时间、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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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想到几天前，英国皇家化学学会担心英国数学教育质量落后，特意拿一道中国高考几何题悬赏求解。你说，现在英国的中学又必须加上“五讲四美”课，不是在浪费本来就很紧张的师资力量吗？把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入数学课岂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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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o- W  x7 D# P' X　　但反过来说，如果班上有几个害群之马，岂不更会造成老师教不好、学生学不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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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3 _* n. @: O* P# T4 |) N( `　　归根结底，教育孩子讲文明懂礼貌，应该是家长的责任呢还是学校的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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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中国网记者 苏平
2 a6 o5 ~* ^# D6 ^5 Thttp://www.bbc.co.uk/china/lifei ... 502_tiesuitsm.shtml

生活就是乱七八糟

David M. Waguesp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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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i9 T4 c  D' _　　中国人已经掌握了这样一门艺术：利用关系作为业务和个人事务的助力──但如今的一项新的研究可能会给最善于利用关系的人一点教训。4 }% B* E0 k& b  J2 F6 b

7 u/ |& _/ U$ _! p　　社会关系分析当前正是管理学者们的一个热点话题，尤其是在解释为何许多公司有时更依赖关系而非开放的市场去开展经济事务。就算是在相对开放和透明的市场，信赖朋友也比信赖陌生人更有经济意义，这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在跟某人做交易之前常常很难了解该人所能提供的货品或服务的质量，而认识的人通常就能让你了解别人所得不到的深度信息。这种情况的表现之一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搜索大量信息，比如说，让一个雇主能在一大堆求职者中迅速确定合适的候选人。其次，社会关系网有助于有效地察觉投机行为，从而避免受人利用。' b' u9 C- Z  ^7 l) N( R

1 ~; z% |2 f* i( |! K　　以下场景可以作为“关系”的一个实例：一位朋友推荐来自你家乡的一个求职者。你熟悉他的情况，也认同他大有前途。你决定雇用这个人，同时由于他很有潜力，你为他提供了高级培训，并指派他参与重要的项目，配以优秀的指导者。结果他确实干得很不错，你也庆幸自己做出了明智的选择。现在，退后一步，问自己两个问题：1）他的成功应该归因于他自己的才能，还是应归功于你所提供的资源和机会？2）如果有同样的资源和机会的话，是不是有人会做得更好？3 G! _5 j- k6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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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社会关系原理的结果是出现了许多由关系来主导事务的行业，同时这样的做法在这些行业内显得很有经济意义。然而，如果深究下去，关系学的经济原理有时就会站不住脚。我与奥拉夫·索伦森(Olav Sorenson)最近在学术期刊《管理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上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名为《社会结构及交流：好莱坞的自我强化动机》。在文中，我们分析了1982年至2001年间在美国上映的5199部影片。我们发现，“关系”影响着各电影工作室（为电影筹资并进行营销及发行的公司）对新项目的选择，同时，工作室和电影主创人员（制片人、导演、编剧和主演）之间曾有过密切合作关系的话，电影的票房成绩也会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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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 g4 Z. Z2 R& _, y! K　　换句话说，在好莱坞，跟认识的人保持联络日后会有用。不过，接受这一结论还有个问题：心理学家们早已证明，人们对跟自己关系密切的人会有“偏见”，对后者的评价一般都比较正面。考虑到这一点，好莱坞电影的情形跟上文提到的雇员例子一样，电影工作室通过营销及资金来源方面的决策，能够最终影响所选项目的成就。实际上，在研究中，当我们把工作室提供的营销及资金等资源考虑在内，工作室与主创人员关系密切的影片的票房成绩整体上其实更差一些。这些影片也没有显示出较低的表现波动，这也就驳斥了诸如关系会带来风险较小的投资机会之类的观念。我们将这一发现称为自我强化效应，也就是说，工作室期望自己能通过关系选择较好的影片，而这种期望令他们为影片提供一些至关重要的条件，实际上正是这些条件决定了影片成败。如果得到工作室同样程度的支持，主创人员不那么出名、同时可能身价也没那么昂贵的影片表现可能会更好。8 s4 p" S5 U+ r* l# q

3 H9 b& L% m4 [& F: D- ?& _　　自我强化动机现象颇具欺骗性的一个方面在于，要察觉成果不佳的关系不是那么容易。以好莱坞极受欢迎的影片《惊声尖笑》(Scary Movie)的续集《惊声尖笑2》(Scary Movie 2)为例，它的主创人员与工作室关系十分密切。这部影片利润可观，在美国上映期间票房高达7,100万美元。这似乎一点问题也没有。然而，这部影片经过了力度极大的市场营销，在圣诞节前后的观影高峰季节上映，而且放映影院数量众多。据我们分析，相对于《惊声尖笑2》获得的营销支持而言，它的票房收入并不尽人意，应该在8,000万美元左右才合理。那些稀缺的市场资源本来可以更好地配置，但由于该影片本身已经利润丰厚，而好莱坞的电影工作室极少为不知名的团队提供同样的营销支持，因此人们很难意识到这种关系并没有给工作室带来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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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y9 U8 \2 Z  y* @　　显然社会关系既能通过私下的信息和监控提供好处，又有诸多缺点，比如陷入自我强化动机的陷阱，那么如何才能得其利而避其害呢？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当你倾向于利用个人关系网选择业务交易或合作人时，怎样才能分辨出它会比与陌生人打交道对你更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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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理人先问自己以下两个问题，就能解决这个难题了。' B8 p+ j! l& T- u7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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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你这一方的因素会不会最终影响对方的表现？有时无需考虑这一点，比如在采购商品的时候。而其他情形－－比如说，新员工获得的培训以及分配到的任务，供应商能否得到信息，或是为内部项目提供的资金──在这些情况下，你所提供的对另一方来说至关重要。好的经理应该有能力辨别跟他们合作的一方所取得的成绩是由他们自己的努力推动而致，还是对方发挥自身才能的结果，这个说法很具有诱惑力──虽然有的时候确实如此，但好莱坞的例子表明，即便几率很高，要做到这一点还是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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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P+ r0 D, D% L8 }$ c& x8 v! b　　第二点，如果你所提供的资源对另一方很有用，你的社会关系网有没有试图将不在其中的人排除在外？好莱坞的经理们有着相对封闭的关系圈，几乎只跟其他的圈内人合作。同样重要的是，即便工作室与圈外人合作，它们提供的资源也相对较少。这种封闭关系圈的问题（即自我强化动机）在于，关系与成绩无关这一悖论从未得到验证，从而也无法证明其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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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3 L8 \+ r# o1 d, g　　虽然有这些警示，但没有一个观察家会建议人们在一个由少数人主导的、相对封闭的系统中彻底忽视关系，比如说在中国或者好莱坞。不过，好莱坞的状况可能会给那些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人一些经验教训。近年来，一些所谓的“迷你主流”(mini-majors)和独立工作室已经开始挑战主流的好莱坞工作室，其手段之一就是打破固有的关系模式，并生产质量更高的产品。随着中国的全球化，那些太过依赖关系的人需要对自我强化的隐患有个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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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作者David M. Waguespack为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管理与组织学助理教授。他的研究重点关注社会关系及政治制度等非市场行为对创新及企业表现的影响。）% v; c5 ]: O1 y8 |# x

7 |; n- u! X+ e9 r( ^1 Y) e《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专稿7 `* m) X; o4 x5 n8 H) u
http://chinese.wsj.com/gb/20070912/opn140844.asp?source=UpFeature

　　【共同社9月18日电】日前，在山东省政府的安排下，日本企业界及媒体共计65人走访了青岛、威海、烟台及其他沿海城市。通过这次访问，记者再次认识到了日中之间存在交流上的问题。* M, `! _+ z0 a9 f' s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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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初访问的青岛市，记者等一行被安排参观、访问海尔集团和青岛啤酒集团啤酒一厂。可是实际上在海尔参观的却是面向一般参观者的展示厅，在啤酒一厂参观的则是面向游客的啤酒博物馆，而且参观时间都只有短短的30分钟。在海尔参观时，记者很想就山东省大力支持的废旧家电回收问题提问，但是却没能找到时间。' x+ {9 u/ L" i1 U, [

% S2 K+ R0 }( l5 ]4 w" [　　傍晚在某宾馆举行了“青岛市投资环境说明会及企业交流商谈会”，放映了DVD和说明了一下投资环境，但是没有安排提问时间。之后与市长的见面会，仅有部分企业和媒体获准参加。5 y* d/ w: W/ U

) p& \. Y9 s8 Q* e　　“为何只有部分媒体可以参加，这样我们怎么采访？”在记者向主办方强烈要求之后，第二天终于见到了市长，但是基本日程却没有改变。有采访媒体指出：“应该事先向各参观媒体开个说明会，把各媒体的需求汇总后传达给山东省政府”。: `" U# ~1 u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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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日本的媒体来说，除了上面提到的环境问题之外，还极为关注山东省这一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第一大省的食品安全问题。如果大部分日程安排能够集中在这些问题上，在研讨会上日方能与地方政府及企业互相讨论，增加对食品相关企业的访问时间，那么毫无疑问会让日本媒体为之积极地、正面地报道宣传“山东省的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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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各地方政府逐渐开始重视日本媒体，这一点但凡媒体人都非常欢迎。但是方式方法上还大有讨论研究的余地。具体来说，首先应调查清楚各媒体的特点，事先听取各媒体所关心的话题内容，尽量在安排日程时予以满足。如果出现许多不同意见，那就可以分成几个小组来进行分别参观，总而言之需要下功夫。$ Q- Z! `6 G9 J% v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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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要提的是，日本媒体其实期待的并非吃山珍海味，而是希望对地方多一层了解并及时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日本的一般民众。非常感谢组织这次山东之旅的各地方政府有关人士。但同时也非常希望各位重新研究一下今后如何接待各种考察团的问题。（共同社国际局记者 古畑康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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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个带着孩子到国外居住的家长都必须要决定到底让孩子接受哪种教育。家长们要么努力为孩子创造一个尽可能接近本土的教育环境，要么将孩子们推向新天地，让他们完全融入当地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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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F8 c5 a: A0 u0 }& [, z　　在北京有许多面向外国人的国际学校。尽管有多种语言可供选择，但规模最大的三家都是英语学校，来自各个国家的学生们组成了名副其实的“联合国”。包括我们在内的大多数外国人都选择让孩子们在西方的大背景下接受教育。# |) s: ]4 m. U8 a  O) B

! a& Z+ D2 E  x　　不过，也有些家长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将孩子送入当地的学校。尽管这样做的家长人数不多，但数量却在增长。外国人选择本地教育的背后有许多原因。这些人大多在中国长期居住，希望子女能够在文化和语言两方面都能完全融入当地生活。此外，这些人大多是“非公派”──也就是说他们是自己来到中国的，得不到有着许多激励政策的外派待遇，后者通常包括为孩子的教育埋单。大多数国际学校一年的费用都在2万美元上下。而中国本地学校的花销远远不到1,000美元，即便是私立寄宿学校的花费也在5,000美元以下。中国经营的大多数双语学校收费标准则是每年1.2万美元左右。! p7 Q7 f! F" ^8 |2 S* J! V1 u
　　五年前来到中国的美国企业家戈登•格雷(Gordon J. Gray)将两个女儿都送入了当地的中文学校，他说，“对我们这样自己来中国的人来说，国际学校实在太贵了。”不过，格雷这么做不仅仅是出于金钱的考虑。5 {3 f$ c; e2 a+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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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们希望女儿们完全融入这里的生活，这也是我们全家搬来中国的原因之一。我们认识一些将孩子送入国际学校的人家，那些孩子中没有一个能掌握好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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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台湾的美籍华人苏诚（音）也同样盼望她的孩子能够掌握中文。苏诚在8岁时移居美国，并因此遗忘了中文，成年后她不得不重新学习。她发誓不让自己的女儿重蹈覆辙。苏诚说，“我希望她能真正深入地习得这门语言。”她5岁的女儿在一所双语学校念书，之前则是在附近一所中文幼儿园学习。“我觉得未来属于中国，我的女儿应该掌握两种文化。”3 }* h' v9 _" d3 |9 d

& I8 L& a. S, h1 k! D& v　　格雷也认为，孩子要融入中国远不止学习语言那么简单。他说，“我们希望他们能够透彻地了解两种文化，我们认为这非常重要，因为世界正在朝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成功与否不再仅以西方价值观念为主导。”0 H/ x+ |1 v' 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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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格雷的女儿们很好地融入到了中国文化之中；她们都很快成为了这里知名的小歌星。18岁的梅琳是天津师范大学(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学习表演艺术的大一学生，也是该校唯一一名不主修中文的外国人。她最近被迪斯尼(Disney)选中在即将上映的电影《美女与野兽》(Beauty and the Beast)中演唱中文主题曲。她11岁的妹妹苏琳（音）则刚刚和30个孩子一起结束在美国为期两周、巡回四市的演出，这场演出是由中国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CCTV)赞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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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格雷的女儿们在艺术上取得了成绩，但许多西方人对中国的教育系统却心怀芥蒂，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教育过于僵化、纪律严格、强调死记硬背，将创造性或者批判思考置于次要地位。小学生每天的作业要写上好几个小时。1 W% B* y. |# ~, A6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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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加拿大的劳拉•约翰森-希尔(Laura Johnson-Hill)说，“我认为孩子们应该有时间玩耍，有时间做回自己。”希尔7岁的女儿之前上的是一所中国幼儿园，现在在一所法语学校念书（一种更经济的国际学校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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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f2 n1 W) r& H5 K- F　　也有些人不这么看。美国人爱琳•泰纳(Irene Tanner)把自己5岁的女儿送到了一所双语学校，她很看重的一点就是学习纪律。她说，“这里的期望值要高得多，我想孩子们也会学得更好。”泰纳表示她理解有的人因为同样的理由不喜欢双语学校，但她不认为在小学阶段严格要求有什么错。1 v( |* N8 j9 s&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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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泰纳的女儿从前上的是一所地道的中国学校，泰纳之所以给女儿转学，部分原因在于她对自己无法完全掌握孩子的教育状况感到沮丧。虽然泰纳的中文口语流利，但她无法看懂老师写的批语，也无法就孩子的教育问题与老师或校方进行充分的沟通。她说，“你要么中文水平非常好，要么就得心甘情愿地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扮演被动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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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一开始选择中国学校的外籍人士最终还是把孩子转学到了西方学校或双语学校，除非他们的孩子计划进入中国的大学深造。美国的大学大多认可中国的高中教育，但家长们还是希望把孩子们送到提供美国或国际学校课程的中学学习，以便为大学教育作好更充分的准备。此外，不论他们的新课程是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或国际化的，大多数孩子都认为这比他们原来的课程要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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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 ]! G* \4 x* g" N　　我的儿子雅各布(Jacob)有个很好的朋友，他是去年转学至雅各布所在的英国学校的，之前他在一家中国学校修完了二年级。他的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来自台湾，他在家中既说中文又说英文，但在登记入校时还必须登记为英语外语生，因为他的中文读写能力要强的多。雅各布每晚只一个小时的功课还让他神游四海，但这在他的朋友看来根本就是小菜一碟，他通常在周一的晚上就把整个礼拜的作业都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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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u* |: c; r& d# E2 D( z: E2 K　　雅各布朋友的经历并非独一无二。15岁的Angus Ning从幼儿园到小学四年级的教育都是在临近的中国学校完成的，现在他是北京一所国际学校的中学二年级学生。Ning是美国人，他的父母都是加拿大籍的华人，他说他现在的家庭作业还没有三、四年级时多。: y! I2 u5 `- L- M5 e+ n' W

0 C: m, S- u7 X5 F6 J　　Ning说，“那时候我经常写作业写到晚上10点或11点。我对学校的最初印象是它像座监狱，上课不能动，哪怕你是个一年级的小孩。不过那时我也不知道还有别的教育方式，我渐渐习以为常，还结交了许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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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ng表示，他接受的早期教育的确强调死记硬背。“老师给你一张乘法口诀表，希望看到你带回家把它们背熟，而不是问一些诸如乘法是什么这类的问题。老师不会教你如何思考，只是说：这都是事实，记住了你就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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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Ning补充说，记忆的确是学习的方法之一。而且他认为中国学校给他打下了特别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在中文和数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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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即便格雷这样中式教育的“粉丝”也能预见到苏琳以后可能会转学到一家国际学校就读。格雷夫妇考虑在苏琳完成六年级学业、即将升入中学时就这么做。$ j1 M) }9 ~# D- U*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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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雷说，“我们可能会将孩子送到国际学校就读，让她融入英文环境；毕竟我们的目标是让孩子真正掌握双语、通晓两国文化。”不过，格雷也承认“到那时，苏琳会更像个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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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 Paul( ^) h' l% S9 D9 J$ v) m2 k  B

0 l  [4 o4 L. D3 q7 y（编者按：本文作者Alan Paul是《吉他世界》(Guitar World)的高级编辑，同时也为美国篮球杂志《灌篮》(Slam)撰写文章。因妻子工作需要，他举家从美国新泽西州迁往中国，现居北京。他的电子邮件是expatlife@dowjones.com。）
5 ^, ~0 |0 ?  a& [7 u* ihttp://chinese.wsj.com/gb/20070928/exp172135.asp?source=UpColumn

　　也许贵公司刚刚完成一次跨国合并但团队融合不尽人意。也许你正欲到中国招揽一些进出口业务但对中国酒桌文化却一无所知。也许最近某个下午你在莫斯科和一个新同事开会时闹了点不愉快，但你却是一头雾水。1 C; T8 u3 Y( p3 n5 `* M9 h

( H6 Z# Z. F+ b# R7 |. @　　如果你有过类似经历，那全球商界正在蓬勃兴起的跨文化交流培训最适合你了。全球化的浪潮已不再是跨国公司的专利，现在正席卷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同时也带来了无时不在的挑战。这些挑战说起来也很简单：如在澳大利亚乘坐计程车应该坐哪个位置（前排），在中国如何摆弄筷子（千万别竖直插在饭碗里），或在芬兰带客户去洗桑拿是天经地义的事（生意一般都是在洗桑拿时谈成的）。! G' }" W6 e- z6 v7 d

( u4 i* `+ z# Z3 V, ^　　马德里Empresa商学院(Instituto de Empresa Business School)全球管理多样化中心(Center for Diversity in Global Management)的主任塞莉亚•丹卡(Celia D'Anca)表示，虽然商业世界的文化分野已因全球化而变得模糊不清，但文化差异依然是个十分复杂问题，需要人们千方百计地去加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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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d7 j, H% _) A　　独立咨询师们发现，跨文化实务咨询业务的需求比10年前增加了许多，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领域。这些咨询师在开展业务方面各有所长，有的专门解决如巴伐利亚商人在上海工作一年可能面临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这类简单问题，有的则对解决跨国并购所涉及的文化整合问题很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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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1 G8 M9 Y, |3 A4 m　　咨询费用十分可观，即使是为期一天的研讨会，要价都有可能达到几万甚至10万美元，这是已报名参加这些研讨会的公司透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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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一些商学院已将文化课题作为工商管理学位的补充课程。以Empresa商学院为例，它就推出了面向企业管理人士的跨文化交流和谈判研讨会，还为企业量身定制如何管理跨文化团队的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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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Q0 y' z; T. B5 r  ?% C1 {　　“认真审视中国”便是新近推出的一个这类研讨会。报名参加上月在北京举行的这一研讨会需交费4,900欧元，约合6,500美元。这个为期四天的研讨会是Empresa商学院和长江管理学院联手举办的，面向企业管理人士。除了听取有关中国的课堂讲授之外，与会者还参观了中国公司并观看了中国茶道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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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 w9 a& y  Q$ A, W　　独立咨询师和商学院的管理者们表示，西欧和东欧以及欧盟与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间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正使跨文化培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r0 A/ X7 ~! B$ ]2 k* }5 h; E) {9 w; W

4 f. n& w, `, k; M　　驻德国海德堡的跨文化管理顾问Sung-Hee Lee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欧洲和亚洲企业纷纷进入对方市场，最近5年人们对跨文化培训的兴趣有明显上升。企业现在对文化培训的要求比过去更高了，它们希望培训更加具体，更加深入，内容更加广泛。  W2 D$ j+ V3 s7 ^, f4 C

3 u8 a+ l1 P, l& y* h, y7 d　　最近几年，大中型北欧企业在亚洲实施了多起并购，这些公司正在寻找将不同文化背景的团队更好整合在一起的方法。到德国做生意的中国商人也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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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intessential Ltd.是英国一家擅长解决语言和文化问题的公司，最近两三年它向英国中小企业提供的培训服务在其业务中所占的比重有所增加，该公司管理人士尼尔•佩恩(Neil Payne)说，这既是因为英国中小企业与中国和印度间的进出口业务在不断增长，也是因为业务的国际化外包及其导致的文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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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2 k0 ~9 p5 x7 p# F% n0 @　　Kwintessential提供的文化差异咨询服务可以具体到与穆斯林斋月有关的工作场所问题。一般来说，参加培训的学员可以得到对很多惯有问题的解析并获得角色扮演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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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 N, ~1 i/ P  n1 O% y- [2 t　　Empresa商学院的丹卡在谈到商界以往的文化差异培训时说，咨询师的培训常常流于琐碎，而商学院的课程又过于理论化；必须找到一种将两方面兼顾起来的方法；但毫无疑问的是，培训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做生意。3 l+ w, H+ I. h

8 r* Y. h: r5 `! v6 r* n　　Empresa商学院2005年开始与摩洛哥企业Fondation Ona合作开展这种突破理论教学模式的培训项目，它们建立了一个智囊团以研究西班牙与邻国摩洛哥之间的文化差异问题。政商两界20多位人员每年聚会一次，探讨全球化组织的文化多样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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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8 F, U# e! H/ zDeborah Steinborn/ P2 C5 d- ]% x0 Z" G5 d
http://chinese.wsj.com/gb/20070405/fea115314.asp?source=NewSearch

多从旁观者的角度看看自己很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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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春姬

" q% ~& B9 W% e, N( l　　韩国人不大懂中国人。虽然韩国人非常了解儒教文化，也读过《三国志》，但还是不太懂中国人。只是泛泛地认为，中国人迂腐、土气、木纳、没有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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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中国人并不是这样。很多中国人在追求“大智若愚”的境界。中国人不乏聪明才智之士。但韩国人有以貌取人的倾向。可中国人乐于随意的穿着，甚至有身穿运动服出席重要场合的人。这与韩国人一本正经穿西装打领带的作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人不关心别人的事，也不介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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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人是急性子，对自己的主张非常执着，不愿听取别人的意见。所以韩国人与中国人交往时会有问题发生，这里不是指语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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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w1 i+ R. B& I$ C# \　　韩国人和事业伙伴谈话时，经常是长篇大论地自说自话。这种时候，中国人会选择沉默，但韩国人又会认为这是“瞧不起我”。此时中国人内心可能会骂“高丽棒子”，同时还会想“现在你们生活得好些了，不过我们很快就会赶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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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 |' i! N/ S( [) X% H+ i　　不久前，一位韩国的部长访问了北京。在欢送晚宴上，中国方面出席的是局长级。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最近中国人的自豪感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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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 L% V% o, K　　韩国人每天都说忙，但中国人看起来总是很悠闲。但中国人并非真是很悠闲。中国人认为韩国人总是很忙的原因在于分不清事情的轻重缓急。中国人很讲究“轻重缓急”。既一定要做的事，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做，但要泰然自若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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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w  ~% L% |. y　　韩国人的所思所想全都写在脸上，不会控制表情。中国人不愿与这样的人做大生意，他们更愿意和沉稳的人做事。中国人不信任率性地发火、蛮横地提出要求、不管三七二十一先铺开摊子再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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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O: L, F$ e' e0 \" c　　在商务会谈上，情况也大致如此。韩国人会率先夸夸其谈，而中国人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往往不会轻易开口。中国人注重实利，不会把现在的工作单位看成是一辈子的归宿。只要相差1000元人民币，中国人就可能跳糟。在中国做生意，“我对你那么好，一点义气也不讲”之类的话是行不通的。想留住人，就要多出钱。确保人才就要比别人投资更多，这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q, Y+ F1 z* V. |

- W0 g+ }% l7 |. `% ~　　此外，到中国投资一定要先了解中国的法规。《贸易法》和《劳动法》是必需要了解的。最好还应该知道中国人的商务习惯。如谈判手段有哪些，哪种手段可以征服对手等等。当然对商务内容也要充分了解。韩国的大企业都有收集、掌握当地信息的职员。可中小企业往往会在不掌握任何当地信息的情况下既“勇敢”地进军中国市场。韩国人的急性子或许是期间韩国飞速发展的底蕴，但在对中国的商务中却会招致诸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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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简介] 郑春姬毕业于民族大学经济系，1998年进入LG中国总部，曾分别在总裁秘书室、经营企划室工作，目前在宣传室工作。8 ]% W+ z7 b: _, {
来源=《周刊朝鲜》/文=LG中国总部科长 郑春姬（朝鲜族）
  B7 ^  }: n1 C; G+ |' u# {8 [; Nhttp://chn.chosun.com/site/data/ ... 200710290000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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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3 O% Q  b" \[ 本帖最后由 cnlwh 于 2007-10-30 02:08 PM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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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记者乘韩国国内一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去哈萨克斯坦出差，但通过登机桥（连接候机楼与飞机的通道）进入客机后发现与其他航班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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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Q. B$ _' G! x& L8 _4 X4 ?　　客机地板上堆满了乘客拿上来的纸箱和大大小小的包，几个喝了机内提供的酒的乘客已经喝醉，还不断向乘务员要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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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独这个航班是这样，因为很多乘客从韩国买来衣服和生活用品，他们还喜欢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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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v2 V4 d: |' M" V$ I　　当记者提问“在其他航班上看不到这种独特情景吗？”时，乘务员做出了这样的回答。既然打开了话匣，顺便问了乘务员其他航班的特点。 ) `( X7 ^8 V: z, s% V4 f# H
  
% ^) h+ v  s, D4 L2 Z! g　　首先，美国拉斯维加斯航班与其旅游、赌博城市的形象不同，机内弥漫着学习氛围。据悉，这是因为在拉斯维加斯经常举行国际会议和座谈会。香港、新加坡航班与此大致相同。因为香港和新加坡是国际金融城市，干练的国内外金融公司职员经常乘坐这些航班。 ' O+ S1 y; `! `( _1 R+ R  b
  
2 O) W1 v& u! R9 h- S$ P) n　　乘务员将放假前后的美国航班比喻为“学校巴士”。在美国大学学习的留学生、进行语言研修和早期留学的儿童和父母一到放假和开学季节就争相买票，所以一票难求。3 s) @/ ]* A% I!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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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内航班中也有很多外国乘客乘坐。特别是，旧金山航班上主要是居住在那的印度人，中国游客会到仁川国际机场转乘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航班。乘务员介绍说，印度人的特点是只吃蔬菜制作的食物，而中国人手里经常举着一个茶杯。 / g4 [/ |1 O3 ^7 R!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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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朝鲜日报记者 洪源祥  : e' }$ w' M+ S: I1 _# Y; m% h& h% ]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7/10/29/200710290000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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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载：中国的外交部敬告国人，出国旅游时，勿在公共场合高声喧哗。看报看到这一条，小女子不禁苦笑，由此可见中国政府是多么的辛劳，大事他们要管，该幼儿园阿姨管的事情，政府也不得不管，所以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政府，实在是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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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又说回来，中国人说话声音的分贝之高，恐怕也确实世界领先。身在中国，你高我也高，大家都高，还不觉得有什么，真到了外国，就确实会发现，在一片寂静中，中国人高谈阔论，旁若无人，大笑大叫，永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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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 V, L6 |- R( M. j$ R　　为什么中国人说话嗓门高？这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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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t# q+ Y2 z9 z" }! a　　最直观最简单的解释是，这里的人太多了，大嗓门也太多了，要让你的话被别人听见，你就不得不比别人的嗓门更高。在中国，饭店或者餐厅，常常是热火朝天，一桌子人坐在一起，到最后会变成一个分贝的比赛。如此天长地久，想不大嗓门也难。大嗓门几乎变成了我们的本能，甚至进入了我们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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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  K/ G' `6 [/ t/ ]' |　　但是，这样的解释，其实是有问题的，这类似于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因为别人的嗓门高，自己不得不高，那么别人的嗓门为什么要高呢？这从逻辑上解释起来，颇为麻烦。: s% u1 |5 N$ V- w)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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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免遭那些“爱国者”们砖头的打击，小女子再次声明，我认为嗓门高并不是什么缺点，嗓门高说明中气足，嗓门高说明身体好，嗓门高说明热爱生活，嗓门高说明有与他人、与世界交流的热切欲望。8 y0 i0 ~" v4 r! D2 H$ ]' K8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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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刚去过俄罗斯，问他对俄罗斯的印象，他肯定了俄罗斯人民嗓门不高，但是他同时也认为俄罗斯人民太过阴郁，街道上的帅哥和美女们，个个苦大仇深，无声无息，这听起来，似乎并不比我们的大嗓门好上多少。1 t) f" H$ R6 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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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还是得承认，嗓门问题居然劳动了堂堂的外交部出面解决，显然已经影响到了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声望。在不恰当的地方，大声喧哗，也确实并非是美德。为了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确实需要明确一点：为什么我们需要不停的说话，而且是大声的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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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之一就是刚才已经提到的，我们这里人多。人人手里都有一把麦克风，我们必须做出决定，你究竟要成为一个说者，还是听者？& r. ~) d0 |% i#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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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话里，有一个词叫“话份儿”，在中国人的文化中，一个人如果不能成为说者，那就是“没份儿”，也就是没地位，也就是弱者。所以，三个以上的中国人在一起，你通常可以通过嗓门的高低，辨别他们身份的强弱关系。这一套我们从小就知道，长大了，变成本能了，要改其实并不容易。+ {2 Q' U, e! n" h; |* p/ c$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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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面的原因，小女子认为，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那就是中国人不会沉默。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认为，话是说给人听的，语言的唯一功能，就是用来交流的。中国人从来无此习惯，也特别鄙视自言自语，比如像西方人那样跪在神龛前念念叨叨地诉说自己内心的小秘密，这在中国人来说，简直无法想象。所以，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最不能忍受的习惯之一，就是沉默。独自沉默是可怕的，所以中国的电话和网络世界领先，这就是中国人防止自己独自沉默的结果。很难想象，两个以上的中国人在一起而不说话，几乎是不可能的——沉默就意味着危险、慌乱和尴尬，意味着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出现了不能言表无法把握的严重事态。所以，沉默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是尴尬的，用一个老词来说，那叫“冷场”，那就是“演砸了”。$ }$ Y' o5 L9 Y! L0 K

3 ^9 i3 u: C: L8 ^" n　　所以，中国人所有的喧哗，其实并非说明我们有世界上最多的话可说，而可能仅仅是为了克服和逃避沉默。说到底，中国人不擅于独处，中国人惧怕那种“这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孤独感觉，所以中国人更爱喧哗，爱热闹，中国人必须不停地“说”。# `  N) W2 k% V7 L6 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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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我找到了原因，但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即使是国家的外交部也是无法彻底解决的。3 Q6 v, a2 N- i+ b2 l& y; }6 w
  
0 r0 G6 q1 f*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俞悦
, D7 Z0 ]0 \1 O$ V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15019&pos=MID_HLB&pa1=5&pa2=0&loc=HOM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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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俄新网记者黄轶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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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以前有一个说法，现在不大听人提起了。传说法国人是世界上最浪漫的人，法语也就成了情人们的官方用语，最后弄到如果不懂浪漫，简直就是虚度此生的地步。为了大家的起死回生，我来说说中国式的浪漫。 , p- F5 z) h' A3 t! `  C

- n' v" c3 [) t$ N　　其实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没有理论支持，只有一个断言式的命题，让我不能不抱怀疑态度，即便能够举出个案作为凡例，但还是没有说服力。其次，中国和世界上很多民族一样，并不是没有浪漫感，在这方面大家彼此彼此，按照这种含糊抽象的逻辑，要说哪个民族最如何如何，这本身就很有问题。 6 T  t; k! F" C# K+ t9 p, O

8 c% @! v0 Y+ ^- k- L7 Q* X　　老祖宗有训：凡事未动手之前，须得做一番调查研究。于是我就翻开词典，研究何谓"浪漫"。所有的汉语字典里都写着两个意思：一是说富有诗意，充满幻想；二是说男女关系之间的行为放荡，不拘小节。老实说，我对第二部分比较感兴趣，同时想起第一部分什么幻想诗意的就头疼。实际上这两个意思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中国的文人，喜欢用充满新奇幻想的诗歌表达爱意，像国画一样，含蓄之外意境深远。写到这里我就想起陶渊明的例子，陶老先生就写过"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老先生文学造诣很高，不但诗境奇丽清雅，而且用语精当，怎一个浪漫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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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7 C+ X# z$ o' ]! A+ w5 f% v　　在春秋时期，还没有小资分子混入我们先民的阶级队伍，所以对爱情的表达是直白并且富有诗意的。这种例子在《诗经·国风》里俯仰皆拾。更有意思的是，女子对情人的大胆表白不在少数，这和后来的三从四德成为女性传统美德成为鲜明对比。这些诗在当时不过是民歌而已，算不上文学创作活动，从这里对先秦的民风可窥一斑。后代的文学创作，还是没有摆脱男欢女爱的题材，两宋的诗词把中国的雅文化推行极致，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浪漫的一个顶峰。宋元以降，明清两代，道学盛行，宗法礼教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但是还是出现了《西厢记》和《红楼梦》一类的传世之作。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爱情的追求还是很大胆的，基本上也是超英赶美，只不过对爱情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要不然怎么解释《西厢记》里崔莺莺给张生递药方在前、抱枕头登门造访于后。不过，从《国风》到《红楼梦》曲曲折折地透视出中国文学和社会关系的变迁：前者是先秦的民歌，由朝廷的官员搜集成册，算是当时的主流文学了；而后者写得再好，和考取功名没有关系，这类书说得客气一点，叫做"奇书"，不入流。至于现代中国人如何浪漫，想必大家都很清楚，据说已经发展到为"一夜"而"情"，为浪漫而浪漫的地步，这足以让所有浪漫的外国鬼子瞠目，啧啧不已。所以我说，不用举太多例子就可以看出，在浪漫的这方面我们还是很有建树的，至少和法国能打个平手。
3 ~7 N% O$ r/ h: g' X, h+ ~# [
$ L* o$ o. l/ P( }0 u  ~# a　　由此可见，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相比，中国式的浪漫区别不在本质，而是在形式上。以前看电影，比较有中国特色叙事手法的就是女跑男追的镜头，通常还要做蒙太奇处理；最后两个人激动地表示要为四化建设贡献青春。其实这也是一种曲折的爱情表白。法国导演应该不会这样处理这个场景。比如在红白蓝三部曲里面，女主人公在寓所下的咖啡馆里喝加冰激淋的咖啡，镜头通过阳光下杯中茶勺在桌面上阴影的移动（意思是她在那里坐了一整天，只喝了一杯咖啡）来暗示这个姑娘对爱情的等待。法国人要表达的是另一种深刻的含蓄，同样有丰富的想象空间。这跟中国式的女跑男追要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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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5 x0 C+ G) M　　要说到富于想象，我觉得类似女娲补天、嫦娥奔月这样的传说，比上帝抽亚当一根肋骨造夏娃要更有诗意。但后世中国人的浪漫不仅停留在想象这个层面上，还要发展到实践上；于是就有了道教，中国的帝王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得道升天、长生不老；于是就炼丹、求仙。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被称作"谪仙"，远居山林的隐士要被称作"得道真人"，对美女的称赞也不再是《诗经》式的"有美一人，清扬婉兮"，而是被形容为"天女下凡"。只有在中国文化中，才勾画出一整套关于天庭和阴间的完整图卷，令人叹为观止。浪漫发展到这个地步，简直就有些幽默的气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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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usnews.cn/shalong/20071030/419447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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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北京11月3日电---新京报报道，北京一家驴肉店将一头身上打满广告的小毛驴拴在电线杆上，用以招揽顾客，引起市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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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6 K& l" s; }% q  P/ B( b　　报道称，这头毛驴身披绿色和白色的广告，周围无人看管。地上放着供其食用的玉米，周边散落着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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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m! y& \* |- T9 s　　“这引起了市民的争议，”报道称。“有些人认为用毛驴做广告很有意思。也有不少居民担心，毛驴拴在路边，除了不卫生，还影响了市容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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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道称，驴肉店的店主似乎并不在乎这些争论。“主要目的是用来招揽顾客，效果还不错，”这位姓赵的老板说。- c7 }9 F. n9 M" }8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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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动物权利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中国人爱吃驴肉、马肉、狗肉甚至猫肉，并且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饲养这些这些动物。% d% G; X. N4 _& `/ g7 J.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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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曾有动物权利保护者举着标语冲入深圳一家供应猫肉的饭馆，并迫使其停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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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余乐 发稿：金红梅: d" J& d. Q* f1 d
http://cn.reuters.com/article/od ... NChina-128420071104

% T6 N2 m9 O: S7 P" F& j《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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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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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9 U& j9 u  q# w　　纽约的一位中国朋友刚开始工作不久便约一位基金经理见面吃晚饭。约了几次终于成功，但一吃完饭，基金经理就迫不及待地给丈夫打电话：“我这边完事了。很快到家。”搞得朋友内疚不已。/ Y2 r2 ?0 @" q1 z/ F! n

, M% N( U. v( F/ A  I4 p　　朋友犯了一个忌讳：在美国，至少在纽约，一般情况下，你不约一对一的工作晚餐，更不用提是第一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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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和中国简直有天壤之别。中国的商务会面，尤其是第一次，多是在晚餐桌上进行的。当我们轻描淡写地说“什么时候一起吃个饭”时，大家都心知肚明多是指持续两三个小时的晚饭。但美国人客气地说“什么时候大家聚一下”时，多是指一起喝个咖啡，下班后喝一杯酒，吃个一小时左右的早餐或午餐。* p: M$ i5 {8 ^! u( h, e

; R/ n0 V9 x8 [! y( D& C　　光速创投基金的Eric O'Brien说，在中国约人吃商务早餐会被认为不礼貌甚至不给面子，因为很少有中国人愿意一大早起来做这件事。习惯早起的他，在中国出差时，为了充分利用时间也还是会吃商务早餐，但多是招聘面试。求职心切的人一般不会太计较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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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0 S4 A5 z7 M& E　　从1992年起就在中国做生意的Jack Perkowski也说，他在中国吃过无数顿隆重的商务晚餐，但不记得和中国人吃过早餐。/ P) v' o$ X  ?# x

! u2 p' Z, k1 y! \9 H　　在纽约，早晨七八点钟赶到一个地方和某大公司高管吃早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大家随便点些东西，极为简短地寒喧后便直奔主题，谈完事起身就走也无任何不妥。甚至可以在就座前告诉对方自己只有半小时或一小时时间。你做出努力来见面本身就是有诚意的表现，剩下有什么需要谈的可以通过电话或安排其他方式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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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过实力午餐，也就是有权有势的人每天到固定的几家高级餐厅吃中饭，主要是为了和他们一个重量级的人谈工作和拉关系。其实无论有无权势，午餐是这里最盛行的商务餐形式。如果你到金融机构聚集的华尔街和曼哈顿中城看一下就知道，写字楼里和周围的餐馆都是做午餐生意的。你可以通过午餐和同事交换公司里的小道消息，和上司谈工作计划，和客户谈生意。餐馆菜做得好坏不是最重要的，反正大家多是点一盘沙拉或一个三明治，谈得投机可以喝咖啡。即便是吃中餐，也多是自己叫自己的，不会叫很多道菜吃两三个小时。7 w' Z9 r! V- M9 o- ?1 M

: v0 I% q! @, K　　晚餐是最微妙的。我的经验是美国人很少吃一对一的工作晚餐，特别是在双方不熟的情况下。一方面，他们习惯于把工作和个人生活分开，下班后是自己的时间，如果白天可以解决的事情，绝不愿意留到晚餐。另一方面，美国人家庭观念重，结婚的人下班回家陪家里人是头等要事，不是非去不可的社交活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不，没有人会见怪。如果你结了婚有了孩子却常参加晚上的集体活动反而会有点怪。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Q/ M6 q$ {  I1 `; R% l

9 e; q2 c4 G2 m# z& {6 J+ b: C: I　　光速创投基金的Eric O'Brien就说，他在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吃商务晚餐，当不得不去时（多是为了让投资的公司想要聘用的总裁和高管人选感觉他们多受重视），他总会接到妻子令他感到内疚不已的电邮：“你的孩子们今天晚上会想你的。”+ W) q. N5 j* l  J#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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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笼统来说，工作晚餐多少带点社交意味，所以通常是集体活动，可以是两个公司为庆祝签订合同，也可以是欢送一位同事离开公司。而且晚餐还分坐下来的正式晚餐、自助餐和其他更简单的形式。如果要求正式着装，一定要遵守，不然是对主办人的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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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其实中美商界对商务餐态度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在美国，商务餐是正式见面的延续，可能会对增进了解和信任起一定作用，但绝不是必须的。而中国人更看重在办公室以外见面，因为这样可以对一个陌生人有更多的认识。吃饭是个互相琢磨的过程，也是互相表达诚意的一种形式，所以在哪家餐馆吃，花多少钱都会被放到放大镜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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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个夜猫子，早晨没喝咖啡之前都不会有心情开口说话，不是迫不得已，坚决不约人吃早饭。除非是非常重要的采访对象，我也不喜欢约一对一的午餐或晚餐，因为太花时间。我最喜欢约人喝咖啡，简单而有效率。. S3 r( Z1 m& P2 l& f% Q

% ^4 I( o, w7 x9 A5 U# I　　但凡事都有例外。以前做记者时，我每年要参加几次大型电信业会议和展览，并不是为了看新产品展示，而是因为各大公司的头面人物都会到场，平时和很多人通过无数次电话，但从未见过面，大家都想利用同在一个城市又不用晚上想着回家的便利见个面。那几天有时候每天要吃两次早餐，两次午餐，喝无数次咖啡，喝几次鸡尾酒，吃一次晚餐（因为常常是坐下来的那种），去好几个派对，几乎没有时间睡觉。当然，白天喝了那么多咖啡也不可能睡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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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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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4 |4 D3 }$ t& o5 b+ j) P4 n　　几个月前，我在纽约的办公室里采访一位国内来的上市公司董事长。采访结束后送到电梯口，他的助手从包里掏出一盒剪纸说送给我做纪念。我推了几次，说公司规定不可以接受礼物，他们连说这个不值钱，我只好收下。回来后给了第一位从我桌前走过的同事。, I9 X) f: H2 Y* y7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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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朋友的父母来纽约探亲，我请他们吃饭，饭后非要塞给我一条丝巾。我请父母朋友的孩子吃饭，也不得不收下一盒奥运会纪念品。我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里还放着几条丝巾，都是国内来的团送的。并不是这些礼品不够好－－样样都很精美，样样都代表着送礼人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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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编辑对于这份礼物似乎有些不解

' L/ {# R& ~) ^/ W6 ~' m2 N　　在中国送礼是一门学问，什么人什么情况下送什么礼都很有讲究。这里面不仅仅是礼大礼小的问题，更多的是一种敬意和问候。亲友间走动要送礼。一家公司到另一家公司初次拜访，也常常会拎着礼品去。很多人在送礼上很费心思，认为送的礼越重表达的情谊越深，而且还会给不同级别、不同性别的人买不同的礼物。, w7 E9 e0 N3 P# P# Y& @7 p3 I

* Y" R6 ]2 `1 P　　虽然我们常说礼多人不怪，但我这里主要想讲美国人对送礼和接受礼品的一些惯例，以免大家费很多心思，花很大力气拿了礼品来美国，却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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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第一次见面就送人礼物是很少见的。用加州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Lois Olson的话说，中国人送礼表达的意思更多的是“欢迎”和“很高兴认识你”，而美国人送礼表达的意思更多的是“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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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X+ V2 J! s　　在公务交往中，很多美国公司对接受礼品的价值有具体规定，送不好容易导致误解或造成尴尬场面。除了促销用的原珠笔等小礼品外，我接触的美国公司中很少正式送礼。即便送，也常常是认识以后，在过圣诞、新年时寄张贺卡，或事情办完后寄一张感谢卡，非常特殊的情况下送一瓶酒，一束花或一个果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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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6 i5 Q6 ^) @( c, J　　很多公司（包括我报社）规定，员工可以接受的礼品价值上限是20到25美元。少数公司规定极其严格，例如沃尔玛雇员连客户的一杯咖啡都不能喝。因为怕麻烦，我和我的一些同事索性对外说礼品一概都不能收。有时候有公司寄来看起来比较贵的礼物，我们还要花钱花时间寄回去。不宜邮寄的礼物还得送到慈善组织捐掉。就我个人而言，对制造了这么多麻烦的礼品能领的情是非常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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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 M. m, v  [4 c/ l; M　　一些公司对员工送出礼品的价值也有严格规定，以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美国金融业自律组织全国券商协会在一份四页纸的文件里规定，券商送客户的礼品价值不能超过100美元。一位做公关的朋友在一位客户生病住院期间送了一个75美元的果篮，结果还被自己公司的财务部门追问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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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并不是说美国就不存在用美酒佳肴和豪华旅游来拉关系的现象。只要涉及钱、权的地方就有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每周四晚上，曼哈顿高级餐馆里总是坐满了用公司信用卡消费的证券业人士和律师。很多公司都会买热门体育比赛的包厢邀请客户参加，也有的在很好的旅游点举办客户会议，或陪重要客户到有名的高尔夫球场打球。但这些活动里哪些算“过分”，哪些算“适度”，全国券商协会没有象对礼品一样有具体规定，只是说此类活动只要不是太经常或太铺张就属正常商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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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前金融界爆出的一大丑闻是，华尔街上的中型证券经纪公司Jefferies为招揽Fidelity基金公司的经纪生意，给一位职员一年150万美元的客户娱乐预算用来拉关系。这位老兄多次花几万美元租专用飞机把Fidelity交易员和高管飞到世界各地，招待他们几百美元一瓶的酒水，几百美元一张的网球比赛和音乐会票。有时一次活动就花掉十几万美元。全国券商协会后来对Jefferies罚款55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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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美国政界和商界的暧昧关系也制造了不少丑闻。曾显赫一时的共和党说客Jack Abramoff前两年锒铛入狱，罪名之一就是阴谋贿赂国会议员。他带议员和助手去苏格兰等地著名的高尔夫球场打球，邀请他们到自己开的高级餐馆免费就餐，送他们高级礼物等。为改变政界形象，国会两院作出了一系列新规定，例如议员不能接受说客礼品，不能与说客一起就餐（不用刀叉的冷餐，如用手和牙签拿起来就能吃的餐前小吃，例外）等。6 N% A; Q) q+ 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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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美国企业界和政界对礼品的严格规定，送礼的价值不要太高，以免产生误解，或给人造成心理压力。意思到了就行了，甚至不送可能更好，因为多数人都是有职业精神的，并不会因为你送不送礼而有态度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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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A! W6 Z$ R5 ~　　送礼一定要讲平等。我不能说美国社会就绝对平等，但他们表面上做得不错，至少很多人说话做事时会比较注意平等待人。相比较而言，中国人等级观念比较强，这在送礼上也有表现。我一位在纽约的朋友说，一个中国代表团到她公司参观，送了她和她老板同样的礼物，但老板的比她的大很多，这对一个从德克萨斯来的女孩简直是不可思议。& k2 m9 h; M4 U. n

) g1 P1 `; |0 ?. ^6 B! U! H　　加州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Lois Olson常去中国讲课，她早已领悟了中国人送礼中的等级的奥秘。她到一家食品公司做市场培训时就买了四个地球仪，一个大的给那家公司非常厉害的女老板，三个小的给直接打交道的高管。女老板看她这么识相，笑逐颜开。但Olson教授说：“做到这一点对我这个美国人来说是很难的，因为我知道这种作法很粗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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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这么说是因为她自己就碰到有中国公司送她的男同事名酒而只送她一人一条丝巾。我想，这家公司可能是觉得丝巾对女人更合适，但在美国人看来，你就是把她单独拎了出来，没有平等对待。这样送礼的结果还不如不送。0 M+ C8 g9 C0 A* L7 _) X# ^) y

* o) D- |3 P* t/ Z: @　　如果美国人送了你东西，要记得表示感谢。一位朋友在国内为一家美国科技公司工作期间，曾带一位高管拜访联通，也入乡随俗地送了小礼品。过了一段时间，这位高管疑惑地问朋友：“为什么联通连个感谢的贺卡都没有寄来呢？”1 i, p. E+ s4 N8 G5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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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hinese.wsj.com/gb/20080617/llw094708.asp?source=whatnews3